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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古玺中“公书”玺的启示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陈振濂  2018-01-11

    “公书”玺

    看到一方非常罕见的古玺。

    第一是形制罕见,完全不是一般战国古玺中的“宽边细字”外形方正的常见样式。没有边——别说宽边没有,细边也没有,而是无边:祼文字。

    第二是文字线条迥然不同于匀称的头尾粗细一般的古玺风格,而是如书法中的悬针笔画,头重脚尖,顿挫起笔而露锋尖锋收笔。它让我们想起了“点漆而书”。这样的笔画,在战国古玺讲究匀均整饬的审美趣味中,显得十分另类。

    第三,所有的古玺,正方为主,当然也间有圆形或角形盾形。但古玺用于简牍封泥所钤,自然以方形为最通用。而这方古玺呈椭圆形圆角长方式,在战国古玺中未见有相同者。

    “公书”玺的美学价值

    与文史价值

    有此三奇,“公书”古玺的存在,成为非常稀罕的存在。成为我们难得的一个研究范例。本来,作为审美对象的“公书”古玺,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抖擞飞扬、果断肯定、义无反顾的彻底的美;与其他古玺崇尚稳重规范收敛内蓄相比,它好像是书法中的“草书”,激情四射、毫无顾忌、肆无忌惮,举手投足而眉眼之间皆有顾盼回护之风神。在没有见到这方晋玺之前,我对战国古玺的美学类型和风格有一个固定的认识。看得多了,“审美疲劳”,已经不太有激情了。但看到“公书”玺,眼睛一亮,认为是足以让我热血沸腾赞不绝口、是千古未遇之极品。

    “公书”古玺的美学价值既如上,文史价值又是如何?

    古玺汉印的世界里,官印和私印并存于天下,但这方“公书”玺,既不是官职爵号之印,又不是私人姓名之印,在简牍世界里,它在封泥中取信标示以立契约的封护之功并不突出。那么,不用于征信,又是用于什么途径呢?

    根据从本世纪出土于西北和吴楚简牍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计的情况看,仅仅战国秦楚简和汉简所涉及的内容,事涉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军队、官职、民生、医药、典籍,戍边、粮米、户籍等等海量信息,自然需要分类处理。有如《四库全书》先分经、史、子、集;再分断代、作者、流传;再分出人、事、物……层层深入,俾能按图索骥,纲举目张。海量的竹木简牍在应用时,也必然要分门别类以供检索,尤其是简牍中日常文书尺札的应用,更是有明确的使用类别和规定场合。官府之间上下级的上行文书简和下行文书简,以及各种账册、户籍、簿录、应该就是相对于“私书”的“公书”。作为大批简牍书写的分类标志物,它的面世,让我们想起了沙孟海先生《印学史》中引用最早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的一条文献:“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

    沙老认为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用印的证据。而所涉“玺书”,正是以玺书来封缄文书的古代方式行为的文献表述。“书”指简牍文书,而“玺”则是指印玺;这一“公书”古玺,自然在例。而春秋时期季武子“追而与之”的肯定是国家公事,正合乎“公书”之类。“公书”之玺,封缄公文文书“追而与之”,如此而已。只不过季武子是鲁国正卿,不是三晋大夫,地域上不吻合,但我想无论晋、鲁异地,这玺书行为在春秋时代应该是普遍存在的。

    “公书”玺的特殊功用

    以“公书”古玺的书体字法和线条风格来看,它与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十分相近。侯马盟书出于山西之古晋,而“公书”亦为“晋”玺,虽然一是墨书,一是铸刻,但从文字意识上看则非常相似。考虑到侯马盟书是春秋末期之物,“公书”晋玺也被有些学者拟为春秋玺而不是战国玺,年份可以再往上提几百年。亦即是说,它不是战国韩、赵、魏三家分晋时之印玺;而可能是春秋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卿专权即晋平公时之印玺。此外,战国竹木简牍中有许多书迹的文字字形及线条用笔,与“公书”文字字形用笔几乎如出一辙,表明在春秋“晋”域与战国“晋”地的一脉相承过程中,共同点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玺印、鼎彝、陶文、竹木简牍作一并列,在其间作横向对照,可能这种感受更深。

    关于“公书”玺的形式,最明显的是没有边框。这与目前我们习见的三晋玺乃至战国前后传世诸玺的形式大相径庭,那就证明,“公书”玺肯定不是一般的春秋或战国古玺。它是否是我们认为的古玺印通常必有取信功用的定位?恐怕不一定。战国官私玺当然主要是取信之用,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它的成熟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关于战国玺之前的春秋玺的形态,目前争议还是很大,在断代时还难以取得完全共识;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功用”:它可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单一“取信”作用;不排除有其他功用的存在。二是“形式”:目前在已知大批战国玺的稳定的小印宽边朱文玺形式之前,一定会有一个相对丰富又不无混乱的玺印形制初始时代。以此来观照“公书”玺,我想也许可以有如下的推断:

    (一)“公书”古玺如果只是一个封书的标记或曰标牌式作用,如果它不是基于习惯上的取信之功用,而是作为分类(如公文简牍文书)“类”的标记,与“私书”简牍的分类相对;那么虽然它也用于封泥钤印之用,但这个用,不仅仅是为了封检保密而设,而是为了浩大的数十万枚简牍依序保存作分类标识而设。所以,“公书”玺未必是我们习惯上认为战国古玺以取信为中心的全部概念内容。它显然还有另类的一面。

    (二)“公书”古玺因为可能不是实际的标准印玺,因此它在形制上还没有或者不需要达到战国古玺这样统一的稳定形态;更有学者还据此认为它可能是更早的春秋玺。但无论如何,只要它既然是印记,当然也还是钤于封泥;但因为没有取信的功用,对于宽边朱文官私玺讲究统一格式以便取信于人的严格形制要求而言,它的表现可能更灵活多变。“公书”玺之所以会全部“去边”而只靠文字本身来支撑印面空间;这样的特殊做法,在当时,应该是在玺印取信功能上有所欠缺而不为人喜;因为没有宽边即没有框格限界,缺少稳定可靠规范的意味。但如果不是印玺,而只是一种分类标识,那上述的批评理由就不一定成立了。

    此“公书”古玺原物最近展出于孤山之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展览名称为《戎壹轩藏三晋古玺专题展》。最近几年,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了不少有鲜明主题又有罕见珍品的中小型专题性展览,有明显的学术高度和精度,广受业界同道赞许;又与每年西泠印社大型活动如春秋两季雅集的大型展览、大型创作研讨会形成宝贵的互补,为把杭州打造成为“金石篆刻之城”贡献卓著;而杭州巿民也才有幸看得到像“公书”古玺这样不世出的宝贝。这样的眼福和运气,连我这个研究印学近40年又在西泠印社工作多年的人,也是头一回撞到。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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